加强人权法治保障，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
但专门调查权具有严格的形式性要求，例如调查行为的实施、强制措施的采取等都有严格的程序性要求，以符合正当程序原则的要求，避免对公民权利造成的不当侵害。除此之外，调查还要确保程序公正，实现程序正义。
在专门调查程序中较长时间地限制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类似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强制措施之内容。而法院的监督应当包括事前的监督和事后的监督：事前的监督即令状主义，要求调查机关在行使某些权力，尤其是限制公民自由之前，需经法院批准，尽管此种制度在我国建立尚遥遥无期，但毕竟应成为努力的方向。但考虑到追缉在逃嫌疑人能力之现实，可以参考《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二百七十条的规定，允许监察委员会将通缉通知书和通缉对象信息送达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发布通缉令并实施追捕。关联性规则是全部证据法的核心原则，是证据材料进入诉讼程序必经的第一道关隘。就监察委员会可以采取的十二项措施而言，其中的讯问、询问、查询、冻结、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这九项直接参考自《刑事诉讼法》第二编第二章的规定，其具有专门调查属性毋庸置疑。
当然，由于监察委员会和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合署办公，其也有党的纪律检查权内容，但由于其不属于国家权力的范畴，限于篇幅，本文暂不讨论。即在调查中发现案件涉嫌职务犯罪需要移交专门调查时暂时限制监察对象人身自由，以免其逃避调查。[17]韦森：《财政体制改革是政改的核心问题》，《南方日报》2010年9月8日。
一、税权的行政化 税收法定原则旨在体现财政民主价值，让纳税人（通常是其代表）决定税收要素，其防范的对象是行政机关。[5]所以，很难说《立法法》及其修订案有效削弱了行政机关的税收权力。对于违反税收法定的现象，解决方案通常是何不规定之？对于授权立法泛滥，解决方案是何不严格之？对于地方财力不足，解决方案是何不增加之？这其实等于把解决问题的办法还原到问题本身了，如果对原因加一个不字就变成了解决办法，注定是于事无补的。在欧美国家，无论是联邦制还是单一制，都允许地方代议机关拥有一定的税收立法权，包括开征停征某税、税种和税率的确定以及税的征管方式。
[20] 结语 税法涉及国家与个人、人大与政府、中央与地方三个方面的宪法关系，[21]这一领域的问题，是我国公共治理结构性缺陷的具体表现之一。[16]参见姜峰：《央地关系视角下的司法改革：动力与挑战》，《中国法学》2016年第4期。
本文认为，如下几个方面是不能忽视的。中央在集中税权之后，对初始财力没有根据事权与财权平衡的原则进行二次分配。其次，落实税收法定的财政民主价值，需要各级人大真正有财可用、有事可议、有责可负、有人可纠。但是不难发现，我们借鉴参照的欧美国家，无论是单一制还是联邦制，其财税法制的成效都立基于一个富有活力的民主政治体制，而其活力源于人、事、财的三权平衡。
因此，财税问题应置于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背景下来考虑，这样也会超越狭隘的地方增收考虑，跳出单纯的形式主义法治路径，在改善总体公共治理目标下予以观察。由于存在以议会为中心的政治过程，在欧美国家，特别是那些钟情于税权集中的单一制国家如英、法，在财权集中的情况下实现了财力与事权的均衡。二是我国社会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上的差距不断拉大。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1984年9月18日作出的《关于授权国务院改革工商税制和发布试行有关税收条例（草案）的决定》和1985年4月10日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制定暂行的规定或者条例的决定》，授权的领域极其宽泛，涉及整个工商税制、有关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的所有经济领域，是两次典型的空白授权。
2015年《立法法》修正案二审稿中，曾有税种、纳税人、征税对象、计税依据、税率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只能由法律规定的内容，但在最后定稿中纳税人、征税对象、计税依据法定等三项内容仍被删除了。[19]抱怨人大代表参政积极性不高、人大制度权威不足已经成为陈词滥调，但是在财税行政主导的情况下，人大无财可用、无事可议、无责可负、无人可纠，这种情况若无改观，人大代表即使满腔热情又有何用武之地？近年每次全国人大开会，不少代表总是因为提出无关宏旨甚至颇为雷人的提案而成为社会焦点，这难道这不是代表既有参政热情、又无参政权力的矛盾产物吗？ 财税法是一门与钱有关的学科，它不能被简化为一门会计学科。
这表明在我们的体制安排中，对政府征稅的约束十分有限。[4]彭礼堂：《中国税收授权立法：从严重越位到严格禁止》，《经济法论丛》2017年第2期。
二、税的中央集权 财政民主价值流失的第二个方面，是税权在纵向上的中央集权。通常的看法是，实践发展迟缓是由于理论落后造成的，但至少在税法研究领域，情况并非如此。[18]刘剑文教授也曾论及，税收法定原则没有在实践中得到足够尊重，呈现出税收法律供给不足、操作性不强、执行不严等问题。[7]所以应当从广义角度理解这里的法，它不仅包括最高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也包括地方立法机关制定的法令。在我国，行政化和中央集权恰恰是由于人事权的纵向集权来保障的，集权的力量击穿了所有关于各级政府事权和财权分配的刚性设计。对税收法定的立法承认，只是其财政民主价值实现的第一步。
（3）是否能够依据财税权力的运行后果来让官员承担政治责任。投资计划下达程序不规范。
英国税收立法权集中于议会，财权集中度高达90%，但是通过政治法律机制，财力经转移支付被大致均衡地分配到了各级政府。其次，在政策性层面，财政民主价值的流失同样堪忧。
行政化和中央集权构成了对财政民主价值的双重背离，也妨碍了公共治理的绩效。此一情况虽令人遗憾，但是如果考虑到既有的规范都未曾被遵守，那就可能不是无法可依的问题了。
其他的不当授权，如《车船税法》和《环境保护税法》，仍将税率确定、税基扩充、税收减免的权力大量授予地方政府（而不是地方人大），这虽然有发挥地方政府行政效率的考虑，但与财政民主原则明显不符。由于表达自由和周期性选举的存在，他们的表现受到纳税人的有效监控。这一情况又不免让人愈加忧虑。但是，我国宪法和法律存在一个类似于欧美国家的政治过程，它就是以人民代表大会为中心的根本政治制度。
税收法定附带的财政民主价值的实现，根本上不是认知性的而是政治性的，它需要政治动力才能落实。四、作为动力机制的人大 晋惠帝时有饥民饿死，他闻听后大惑不解，说道：百姓无粟米充饥，何不食肉糜？学术讨论也可能陷入这种尴尬，把问题本身当成解决办法，或把问题的表现当成原因。
由于存在独立的司法审查机制，与财税有关的刚性规则能够得到较好地维持。不过这只是税收法治在形式上的一个进步，从相关法条的逻辑和实践情况来看，该原则蕴含的财政民主价值面临着巨大的流失风险。
假如有一个正常运转的政治过程，那么，人事将不会掌握于单一决策源，这样就能削弱其按自己的意志自行分配税权、财力、事权的能力和机会。议员、官员都向法律而不是上级负责，他们有不同的产生方式、不同的负责对象，不同的事权责任。
决之于民才是更为核心的财政民主价值，因为它至少关系到：（1）是否真正坚持税收法定原则。迄今为止的讨论，集中于财权（包括财力）与事权的两权平衡。上述问题只是解释性的而非问题的全部，它们表明税收法定原则尽管已经受到承认但落实效果仍差强人意。我们缺少的不是他国经验的启示和渐趋形成的制度共识，而是解决问题的动力机制。
其次，行政官员有任期限制和特定管辖区域，其决策的有限时间视角和地域视角，可能形成与全局和长远利益冲突的责任激励，即使一心为民的官员，若非受到限制也倾向于扩大税权。我们无论是要求赋予地方税收立法权以遵循平衡模式，还是要求平衡财力以遵循非对称模式，都需要使其落实的政治动力机制有制度化的监控渠道，才会构建一个责任制政府，也只有责任制政府，才能确保其政策选择在法律约束的范围内运行。
《立法法》明确规定被授权机关不得把该项权力转授给其他机关，但国务院对财政部、发改委、国家税务总局或地方政府的转授权屡见不鲜，如在《房产税暂行条例》明确规定个人所有非营业用的房产免缴税的情况下，国务院仍于2011年授权上海、重庆等地进行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的改革试点，两地政府也依此制定了实施办法以试点名义征税。从世界范围来看，授权立法是一个普遍采用的做法，其目的在于弥补议会在行政经验、专门知识、立法效率上的不足。
虽然土地财政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但其对地方政府行为方式的不当激励，进而产生对经济结构、社会公平、政治稳定造成的消极影响也是巨大而深远的。在《立法法》确定税收法定原则之前，我国税收立法权长期集中在中央政府。